第2093章 太宗篇40 雍熙之治
雍熙五年春二月,龙抬头,率领众臣在京畿郊外完成了开年“第一锄”的皇帝刘旸心情看起来不错,看着那一大片被权贵们翻整过的田土,刘旸会心一笑,这大抵是继位五年以来,他露出的最释然的笑容。
刘旸在继位以来,很多表现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齐,这躬亲视事,挥舞锄头,以为表率,则是其优良作风表现中的一种,从登基以来,每年如一,从无懈怠。
就这,刘旸仍不满意,已然对左右吩咐了,等来年要择一地做些更实际的事情,实地实操与农民一道劳作,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出他与朝廷对农事的重视,而不是仅仅做些表面功夫。
对于农桑耕织事宜,刘旸是异常重视,他深知这是立国之本,固业之基,没有足够的粮布产出,大汉将寸步难行,民乱骚乱依旧会无穷尽。
彻底解决大汉百姓的吃饭问题,刘旸没有这等奢望,毕竟那是连世祖皇帝都没能做到的,他何德何能。但是,沉下心来,脚踏实地,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百姓做些事情,努力发展生产,积累粮布盐茶,却是刘旸力所能及,也一直践行的事情。
因此,在过去的几年里,刘旸除了在吏治、法治、税改三事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之外,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事上。
为了劝课农桑,刘旸连续三年发出《劝农令》,要求各地官府务必保证农村正常秩序、农业正常发展,保证不误农时只是最低的要求。
钦天监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历编写好,然后刊印发往全国各道府州县,以便指导各地农户因地应时生产。农耕时节,遇有生产困难,属地官府需提供不仅限于粮种、农具、牲畜在内的赈贷……总之,要尽可能保证给农牧渔民一个安定平稳的劳作空间。
很多政策,都只是帝国时代下的基本操作,世祖时期已然有充分的经验,而比起世祖时,进入雍熙时代后最大的不同,或许就是监管力度的提升。
每到农时,刘旸都会从京畿诸部司抽调干员(不只是御史),分赴全国各道州,进行农业生产监督巡视,被地方称为“农巡”。
虽然对大汉帝国一千三百多个县来说,区区一二百人的“农巡”根本无法完全覆盖,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,但是朝廷的态度也在这种空前的巡查力度下传达到了,地方上官僚职吏在做事时,起码能多些觉悟与警醒。
同时,对于官僚犯罪,尤其在农事方面犯罪更是采取从重从严的处置态度。
雍熙二年秋冬,朝廷曾就各地常平仓、义仓亏空问题,进行过一番纠察。爆发出了不少问题,其中有很大一部分,都是以“农事”为由挪用,最终用在农民身上的寥寥无几,很多实则最后都变换为钱财,落在贪官污吏的手中。
有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,而不管怎么看,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,也更容易伸手。对于二仓的检察,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。
不过在具体落实时,却显得很谨慎,只把一批罪行重大、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,以儆效尤,至于余者,只是小惩大诫,内部警告。没办法,朝廷正多事,内外正不安,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,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,有些妥协不是软弱,而是明智的选择。
但是最近两年,情况又有所变化,随着权威渐固,在有些“底线”的问题上,刘旸也越来越强硬。
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,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,但凡是敢于伸手的,一旦发觉,必给你斩断。而胆敢欺农虐民者,更无容情,必以严刑处置。
很多时候,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。就说世祖皇帝吧,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,喜怒无常,杀人无数,因此让人敬畏。
而刘旸,从小到大,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、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。登基之后,慎刑少杀,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,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。
然而事实,绝非如此,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。以大汉《刑统》为指导,若对开宝、雍熙两朝的“年刑杀率”做一个比较,就会发现,在刘旸时代,官吏百姓犯罪,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。
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,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。
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,世祖皇帝的做法,于小民太过,容易激起民怨,与权贵却太轻,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,还是在海外,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,逍遥着结束刑期,然后继续违法犯罪、作威作福
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,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,不过,在“调合”一道上,刘旸堪称集大成者。他的改革,并没有废除刑徒营,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,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。
比如,“提高”了服役刑的标准,该杀的,直接依《刑统》斩杀,不用再送到刑徒营“受苦了”。
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,贪污腐败、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,若是过了,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。很多情况下,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,最让人惊惧的,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,官员犯罪,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:直系亲属,三代之内,不得录用。
种种手段施展下来,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,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。
于是,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,社会环境、治安渐好了,各项生产有序进行,每年的钱粮税收也稳步增长,哪个尤其是过去的雍熙四年,从财政司的统计上来看,其水平已然恢复至开宝十八年前后。
要知道,开宝十八年,那可是世祖皇帝“开宝盛世”的巅峰期。这样的结果,便是刘旸也有些不敢置信,然而,真要深究原因,还能有几个为什么的。
首先就与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关系,其次更刘旸的大力整顿有关系,这一点尤其重要,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,对于大汉百姓经营产出的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。
还有刘旸不事折腾,厉行节俭,坚决坚定地实行休养生息政策,也是重要原因。
最后嘛,或许就得提一嘴税改,不管最终的结果有多少妥协的成分,当中枢与地方达成和解与共识,新制下的税入,就是要高一些。
可以说,在刘旸的统治下,短短数年时间内,大汉帝国已然换了一幅面貌,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“健康”状态,迈向一个物质丰富、文化繁荣、军事强大的盛世。
虽然才开个头,但是朝中已经有不少官员提出“雍熙盛世”的概念,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,还是对刘旸这个皇帝的真心认可服从也罢,总之,进入雍熙五年的大汉帝国,形势一片大好。
这样的背景下,作为皇帝的刘旸,心情自然是不错的。
不过,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,正当刘旸与宰相、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,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“农官之争”时,一则噩耗传来了,内阁大学士、太傅李昉薨了。
李昉是病死的,年纪大了,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,从去年秋便染疾,一直在家休养,却没想到,养着养着,给养死了。
对于李昉,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,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,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,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。而一直以来,李昉对于刘旸,也突出一个“忠节”,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,但从来是甘之受之,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,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
若说刘旸视李昉如父,那的确是过了,但对李昉的那份尊重与信任,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。因此,闻李昉之薨,可想而知刘旸是何等心情。
不过,闻泰山崩而色不变,这是刘旸经历无数锤炼出的心理素质,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来,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,刘旸选择了去李昉府上。
曾经还是太子时,刘旸见过无数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,叹岁月无情,当时只是陪着感叹,这些年也见多了生死,然而到今日,站在太傅府灵堂,站在李昉的棺椁前,刘旸方才隐隐体会到当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样的感受。
郑重地朝着李昉的棺椁拜了拜,刘旸问道:“李师辞世前,可有什么话留下?”
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务的,乃是李昉的三子,秘书郎李宗谔,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儿子,进士出身,靠才干任官,不像其他几个儿子,徒以家世荫补,在地方做着一些州县级佐官。
闻皇帝问,李宗谔悲伤难以,泣声道:“回陛下,家父临终前,别无交待,只道生逢圣明之主,此生无憾,含笑而逝.”
“这样的交待,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!”刘旸闻言不禁唏嘘,感伤地说道。
虽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据,但刘旸还是特地让少府拨款500贯,贴补丧事之费,这个数目,对刘旸来说,已经很大方了。
而给李昉身后哀荣中最重的一项恩典,则是刘旸追赠其为“饶国公”,即便这只是追封的虚衔,甚至连俸禄都不用出,更别提传承了,但也足见皇帝对李昉的追怀。
当然不会忘记了他的子孙,所有儿子都有适当的升拔,尤其是秘书郎李宗谔,升任知制诰,这是个靠近大汉权力中枢,位卑而权重的官职。
春风送暖,伴着无限风光,却带不走刘旸心头的淡淡感伤。垂拱殿内,刘旸斜倚在软椅上,手里翻阅着一本书册:《文苑英华》。
这是由李昉带头,率三馆学士、博士们共同编纂成书,辑南朝梁末至当朝开宝时期诗文,共1150卷,这也是李昉这几年的重点工作。
不管是沽名钓誉也好,还是其他原因,从开宝时代起,朝廷便敕重资,延揽博学,编纂大书。
比如成于开宝中期的《开宝总类》,那是一本包罗万象,堪称当代百科全书的鸿篇巨著;又比如记录了诸多轶闻琐事、神仙鬼怪、名物典故的小说集《开宝广记》;
还有便是这本《文苑英华》,与前两者,合称开宝时代“三大部书”。
《文苑英华》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,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,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,又下令增纂,将“三代十国”到高祖、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,到去年初方才成书。
对诗文,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,他从小学的,都是怎么治国理政、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,不过,并不妨碍他翻阅,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。
不过,翻了翻,刘旸却发现问题了,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:“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?”
对于此事,王旦显然知情,道:“禀陛下,李公谦怀,以自己才学不足,诗词庸俗,难登大雅之堂,更不敢与先人并列,因此拒绝在《文苑英华》上登载诗文”
听到这样的解释,刘旸却摇了摇头,道:“太傅自谦是一回事,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,让其他人情何以堪?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,否则,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,不能与唐相列?”
“陛下所言甚是!”王旦当即应道。
沉吟了下,王旦主动拱手道:“陛下,还有一事,请陛下示下!”
“讲!”
王旦道:“太傅薨后,《世祖实录》之编纂,还需另择人主持!”
《世祖实录》,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,当然,一直是在编写的,只不过世祖在世时,总是多些顾忌,因此,刘旸登基后,关于《世祖实录》的整理编写,也提上了日程。
要知道,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,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,发生了太多事,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,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“草稿”,但要将之汇编成书,需要耗费的时间、人力、财力也是巨大的。
这件事,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,主持把控进度,但到死,还未成书
对于《世祖实录》的编纂,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,在他的眼里,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。如今,已然无法言传身教,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,去总结揣摩了。
因此,只稍加考虑,便吩咐道:“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《实录》总编,另赐内阁大学士,御前顾问!”
“是!”
进入雍熙时代后,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,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。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,尊重学问,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,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、作为与政策。有的时候,甚至让人不敢说话。
相比之下,刘旸就要宽和多了,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,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,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“公正”的态度。
这,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。再加上,稳定的社会秩序,经济的活力,清明的政治,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。
从雍熙三年起,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,也开始编纂了,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,仍撑着一把老骨头,挂着总编衔。
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,过去的几年时间里,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,各类诗词文章多了,各种文会多了,更重要的是内容,不只是风花雪月,歌颂盛世,敢于议政,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.这些,在世祖时代,是很难出现的,即便有,也多隐晦,除非是像柳开、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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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旸在继位以来,很多表现都在向世祖皇帝早年看齐,这躬亲视事,挥舞锄头,以为表率,则是其优良作风表现中的一种,从登基以来,每年如一,从无懈怠。
就这,刘旸仍不满意,已然对左右吩咐了,等来年要择一地做些更实际的事情,实地实操与农民一道劳作,如此方能真正体现出他与朝廷对农事的重视,而不是仅仅做些表面功夫。
对于农桑耕织事宜,刘旸是异常重视,他深知这是立国之本,固业之基,没有足够的粮布产出,大汉将寸步难行,民乱骚乱依旧会无穷尽。
彻底解决大汉百姓的吃饭问题,刘旸没有这等奢望,毕竟那是连世祖皇帝都没能做到的,他何德何能。但是,沉下心来,脚踏实地,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百姓做些事情,努力发展生产,积累粮布盐茶,却是刘旸力所能及,也一直践行的事情。
因此,在过去的几年里,刘旸除了在吏治、法治、税改三事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之外,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事上。
为了劝课农桑,刘旸连续三年发出《劝农令》,要求各地官府务必保证农村正常秩序、农业正常发展,保证不误农时只是最低的要求。
钦天监提前半年就要把下一年的皇历编写好,然后刊印发往全国各道府州县,以便指导各地农户因地应时生产。农耕时节,遇有生产困难,属地官府需提供不仅限于粮种、农具、牲畜在内的赈贷……总之,要尽可能保证给农牧渔民一个安定平稳的劳作空间。
很多政策,都只是帝国时代下的基本操作,世祖时期已然有充分的经验,而比起世祖时,进入雍熙时代后最大的不同,或许就是监管力度的提升。
每到农时,刘旸都会从京畿诸部司抽调干员(不只是御史),分赴全国各道州,进行农业生产监督巡视,被地方称为“农巡”。
虽然对大汉帝国一千三百多个县来说,区区一二百人的“农巡”根本无法完全覆盖,便是逛到了很多也难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,但是朝廷的态度也在这种空前的巡查力度下传达到了,地方上官僚职吏在做事时,起码能多些觉悟与警醒。
同时,对于官僚犯罪,尤其在农事方面犯罪更是采取从重从严的处置态度。
雍熙二年秋冬,朝廷曾就各地常平仓、义仓亏空问题,进行过一番纠察。爆发出了不少问题,其中有很大一部分,都是以“农事”为由挪用,最终用在农民身上的寥寥无几,很多实则最后都变换为钱财,落在贪官污吏的手中。
有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,而不管怎么看,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,也更容易伸手。对于二仓的检察,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。
不过在具体落实时,却显得很谨慎,只把一批罪行重大、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,以儆效尤,至于余者,只是小惩大诫,内部警告。没办法,朝廷正多事,内外正不安,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,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,有些妥协不是软弱,而是明智的选择。
但是最近两年,情况又有所变化,随着权威渐固,在有些“底线”的问题上,刘旸也越来越强硬。
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,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,但凡是敢于伸手的,一旦发觉,必给你斩断。而胆敢欺农虐民者,更无容情,必以严刑处置。
很多时候,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。就说世祖皇帝吧,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,喜怒无常,杀人无数,因此让人敬畏。
而刘旸,从小到大,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、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。登基之后,慎刑少杀,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,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。
然而事实,绝非如此,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。以大汉《刑统》为指导,若对开宝、雍熙两朝的“年刑杀率”做一个比较,就会发现,在刘旸时代,官吏百姓犯罪,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。
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,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。
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,世祖皇帝的做法,于小民太过,容易激起民怨,与权贵却太轻,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,还是在海外,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,逍遥着结束刑期,然后继续违法犯罪、作威作福
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,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,不过,在“调合”一道上,刘旸堪称集大成者。他的改革,并没有废除刑徒营,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,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。
比如,“提高”了服役刑的标准,该杀的,直接依《刑统》斩杀,不用再送到刑徒营“受苦了”。
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,贪污腐败、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,若是过了,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。很多情况下,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,最让人惊惧的,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,官员犯罪,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:直系亲属,三代之内,不得录用。
种种手段施展下来,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,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。
于是,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,社会环境、治安渐好了,各项生产有序进行,每年的钱粮税收也稳步增长,哪个尤其是过去的雍熙四年,从财政司的统计上来看,其水平已然恢复至开宝十八年前后。
要知道,开宝十八年,那可是世祖皇帝“开宝盛世”的巅峰期。这样的结果,便是刘旸也有些不敢置信,然而,真要深究原因,还能有几个为什么的。
首先就与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关系,其次更刘旸的大力整顿有关系,这一点尤其重要,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,对于大汉百姓经营产出的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。
还有刘旸不事折腾,厉行节俭,坚决坚定地实行休养生息政策,也是重要原因。
最后嘛,或许就得提一嘴税改,不管最终的结果有多少妥协的成分,当中枢与地方达成和解与共识,新制下的税入,就是要高一些。
可以说,在刘旸的统治下,短短数年时间内,大汉帝国已然换了一幅面貌,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“健康”状态,迈向一个物质丰富、文化繁荣、军事强大的盛世。
虽然才开个头,但是朝中已经有不少官员提出“雍熙盛世”的概念,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,还是对刘旸这个皇帝的真心认可服从也罢,总之,进入雍熙五年的大汉帝国,形势一片大好。
这样的背景下,作为皇帝的刘旸,心情自然是不错的。
不过,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,正当刘旸与宰相、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,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“农官之争”时,一则噩耗传来了,内阁大学士、太傅李昉薨了。
李昉是病死的,年纪大了,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,从去年秋便染疾,一直在家休养,却没想到,养着养着,给养死了。
对于李昉,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,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,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,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。而一直以来,李昉对于刘旸,也突出一个“忠节”,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,但从来是甘之受之,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,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
若说刘旸视李昉如父,那的确是过了,但对李昉的那份尊重与信任,却是丝毫不打折扣的。因此,闻李昉之薨,可想而知刘旸是何等心情。
不过,闻泰山崩而色不变,这是刘旸经历无数锤炼出的心理素质,因此面上并不能看出什么来,只是在下令返城后的第一件事,刘旸选择了去李昉府上。
曾经还是太子时,刘旸见过无数次世祖皇帝哀故人凋零,叹岁月无情,当时只是陪着感叹,这些年也见多了生死,然而到今日,站在太傅府灵堂,站在李昉的棺椁前,刘旸方才隐隐体会到当初的世祖皇帝是怎样的感受。
郑重地朝着李昉的棺椁拜了拜,刘旸问道:“李师辞世前,可有什么话留下?”
眼下在太傅府中主持事务的,乃是李昉的三子,秘书郎李宗谔,这是的李昉最出色的儿子,进士出身,靠才干任官,不像其他几个儿子,徒以家世荫补,在地方做着一些州县级佐官。
闻皇帝问,李宗谔悲伤难以,泣声道:“回陛下,家父临终前,别无交待,只道生逢圣明之主,此生无憾,含笑而逝.”
“这样的交待,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!”刘旸闻言不禁唏嘘,感伤地说道。
虽然李昉家里并不拮据,但刘旸还是特地让少府拨款500贯,贴补丧事之费,这个数目,对刘旸来说,已经很大方了。
而给李昉身后哀荣中最重的一项恩典,则是刘旸追赠其为“饶国公”,即便这只是追封的虚衔,甚至连俸禄都不用出,更别提传承了,但也足见皇帝对李昉的追怀。
当然不会忘记了他的子孙,所有儿子都有适当的升拔,尤其是秘书郎李宗谔,升任知制诰,这是个靠近大汉权力中枢,位卑而权重的官职。
春风送暖,伴着无限风光,却带不走刘旸心头的淡淡感伤。垂拱殿内,刘旸斜倚在软椅上,手里翻阅着一本书册:《文苑英华》。
这是由李昉带头,率三馆学士、博士们共同编纂成书,辑南朝梁末至当朝开宝时期诗文,共1150卷,这也是李昉这几年的重点工作。
不管是沽名钓誉也好,还是其他原因,从开宝时代起,朝廷便敕重资,延揽博学,编纂大书。
比如成于开宝中期的《开宝总类》,那是一本包罗万象,堪称当代百科全书的鸿篇巨著;又比如记录了诸多轶闻琐事、神仙鬼怪、名物典故的小说集《开宝广记》;
还有便是这本《文苑英华》,与前两者,合称开宝时代“三大部书”。
《文苑英华》最早成书于开宝晚期,不过当时诗文记载只到唐末,不过等刘旸继位之后,又下令增纂,将“三代十国”到高祖、世祖期间的优秀诗文一并录入,到去年初方才成书。
对诗文,刘旸并没有太多研究,他从小学的,都是怎么治国理政、怎么当太子半君的实用学问,不过,并不妨碍他翻阅,也算是对李太傅的追怀。
不过,翻了翻,刘旸却发现问题了,抬眼问时候在身边的内阁学士王旦:“为何不见太傅的诗文?”
对于此事,王旦显然知情,道:“禀陛下,李公谦怀,以自己才学不足,诗词庸俗,难登大雅之堂,更不敢与先人并列,因此拒绝在《文苑英华》上登载诗文”
听到这样的解释,刘旸却摇了摇头,道:“太傅自谦是一回事,然若太傅诗文都不录入,让其他人情何以堪?将太傅的诗文也添补上吧,否则,岂不显得我大汉无人,不能与唐相列?”
“陛下所言甚是!”王旦当即应道。
沉吟了下,王旦主动拱手道:“陛下,还有一事,请陛下示下!”
“讲!”
王旦道:“太傅薨后,《世祖实录》之编纂,还需另择人主持!”
《世祖实录》,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本怎样的书籍了,当然,一直是在编写的,只不过世祖在世时,总是多些顾忌,因此,刘旸登基后,关于《世祖实录》的整理编写,也提上了日程。
要知道,世祖统治了大汉整整四十五年,这么漫长而稳定的时间里,发生了太多事,各种记载也浩如烟海,即便有一份已经写了几十年“草稿”,但要将之汇编成书,需要耗费的时间、人力、财力也是巨大的。
这件事,还是由李昉作为总编,主持把控进度,但到死,还未成书
对于《世祖实录》的编纂,刘旸当然也是格外重视的,在他的眼里,世祖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他学习了。如今,已然无法言传身教,就只能在历史的记忆里,去总结揣摩了。
因此,只稍加考虑,便吩咐道:“以集贤殿大学士柴禹锡为《实录》总编,另赐内阁大学士,御前顾问!”
“是!”
进入雍熙时代后,大汉帝国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文化盛世,这是由皇帝的好恶决定的。世祖皇帝虽然尊重文臣,尊重学问,但对于传统士林总是带有一种鄙夷的态度,而且常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、作为与政策。有的时候,甚至让人不敢说话。
相比之下,刘旸就要宽和多了,即便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,但还能维持一个体面,对传统士林至少有个“公正”的态度。
这,也是雍熙皇帝比世祖皇帝名声要好的原因。再加上,稳定的社会秩序,经济的活力,清明的政治,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大繁荣。
从雍熙三年起,另一本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,也开始编纂了,垂垂老矣的内阁大学士徐铉,仍撑着一把老骨头,挂着总编衔。
不只是编书这种政策性活动,过去的几年时间里,在京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极其明显的变化,各类诗词文章多了,各种文会多了,更重要的是内容,不只是风花雪月,歌颂盛世,敢于议政,且言之有物的也多了.这些,在世祖时代,是很难出现的,即便有,也多隐晦,除非是像柳开、王禹偁那般走务实求是派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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